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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俗文化简介
作者:  文章来源:  点击数 0  更新时间:2010/9/25 11:29:02  文章录入:admin

  民俗
  民俗—舞龙民俗,即民间风俗,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、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。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,在特定的民族、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、扩大和演变,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。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,传承于人民,规范人民,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、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。
  释义:
  ⑴人民的风俗习惯。清朝 薛福成 《创开中国铁路议疏》:“民俗既变,然后招商承办民俗……可以渐推渐广,渐续渐远。”   ⑵民众的生活、生产、风尚习俗等情况。《管子·正世》:“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,必先观国政,料事务,察民俗,本治乱之所生,知得失之所在,然后从事。”
  ⑶民众,百姓。宋?毕京《和范希文怀庆朔堂》:“几多民俗熙熙乐,似到老聃台上来。”
  由来:
  民俗是人民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——劳动时有生产劳动的民俗,日常生活中有日常生活的民俗,传统节日中有传统节日的民俗,社会组织有组社会组织民俗,人生成长民俗的各个阶段也需要民俗进行规范——结婚人们需要有结婚典礼或仪式来求得社会认同,在人的精神意识领域也有民俗——许多生活中的禁忌就是如此:大年三十至初二,家中不许扫地,如果进行打扫就会破坏来年的财运。
  民俗现象虽然千差万别、种类繁多,但是它也并非无所不包。民俗,正如它的名字,它深植于集体,在时间上,人们一代代传承它,在空间上,它由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扩布——压岁钱的风俗年年如此,而且各地盛行就是例证。当然,民俗也不是铁板一块,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,不然为什么过年时北方吃饺子南方却吃年糕呢?民俗学家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“民俗的变异”。虽然民俗常常因为时过境迁而不断改变,却自有分明的类型或模式,您知道吗?南方的吊角楼与北方四合院就是两种不同类型民居建筑。
  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,传承于人民,规范人民,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、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。我们置身其间却不为其所累,甘愿接受这种模式性规范的保护!
  研究:
 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逐步恢复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。特别是解放后,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,遭到贬损、批判和否定的传统宗教(包括道教、佛教、民间信仰)得到了部分恢复和发展,但传统宗教的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要达到1949年以前的水平是有很困难的,虽然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信教人数、教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数量早已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。
  当代学校教育发达,科学技术迅速发展,物质生活优裕,世俗欲望膨胀,信仰宗教的人群在缩小,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不过也有例外,譬如,对财神的崇拜,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财神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,道教宫观民俗有财神殿,有些佛教寺庙内也增设了财神殿;各地也出现了不少独立的财神庙。这不仅体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那些大城市当中,在中西部乡村地区对财神的崇拜也十分普遍,譬如有人在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白族村调查,发现该村“出现了财神崇拜的兴盛,很多村户(特别是从事餐饮业和扎染的村户)都在正堂摆上了财神像”。 贵州地区的传统傩戏中间也出现了财神赵公明。 这在当地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。 各地财神信仰都呈现迅速升温的势头。
  2007年夏天,登泰山,一路所见佛教道教庙宇内都有财神殿。又到杭州登北高峰,山顶有灵顺寺,寺外是财缘阁,卖的香号称“天下第一财神香”;山门内弥勒佛塑像金光闪耀,宝座铭文“和气生财”;寺内主殿匾额是“财神真灵”,主供如来佛,左侧却是财神赵公明;左右两殿是文财神殿和武财神殿,文财神殿主位供奉的是范蠡,武财神殿居中的是关公。整个灵顺寺变成了一座财神庙!每年到正月初五子时前后,长江三角洲地区,接财神燃放鞭炮的轰鸣声铺天盖地,烟火如火树银花,都宣示今天财神信仰的繁荣。商家店铺里,摆放或者悬挂财神像已经是杭州、苏州、无锡等地都流行的做法。在北京、广州等城市,情况也是如此。很多家庭有了财神龛,一年到头香火不断,供奉不辍。财神信仰自宋代肇始以来,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曾像今天这样普遍、深入和多样。
  史话:
  从“三套丛书”到“五种丛书”
  如果说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”是一座巨制广厦,那么最初夯制的地基,则初成于上世纪50年代。1958年,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民族工作者,根据中国科学院1956-196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,开始投入三套丛书—— 《中国少数民族简史》 、《中国少数民族简志》、 《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》的编写。原本准备是在调查结束之后,再用3年时间进行讨论和写作。但在“大跃进”的形势下,国家民委指示在1959年国庆节前编辑出版,为国庆10周年献礼。到1964年,共完成初稿57种,以及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概况。但“文革”使这一工作停止。
  1978年,刚刚恢复的国家民委为实现民族工作的重转移,把一个恢弘的计划提了出来:对因“文革”而搁置的民族问题三套丛书继续充实、提高、发展,编写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,民俗并将此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“六五”规划重点科研项目。为了更好地编辑出版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”,全国设了400多个编写组,由1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组织1000多人参加编写,32家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编辑出版。到1991年10月,“五种丛书”共出版338种401册,总字数超过1亿字。
  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”的公开出版发行,在民族地区引起了普遍关注。许多少数民族百姓得知党中央为自己民族编写了丛书,欢欣鼓舞,奔走相告。同时,“五种丛书”在海外也引起了广泛影响,每完成发行一本,都会引起海外的密切关注。《朝鲜族简史》、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概况》出版后,美国、加拿大、朝鲜、韩国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专家、学者、知名人士纷纷来函盛赞;《哈萨克族简史》出版后,德国慕尼黑电台以连播的形式分13次播出;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者读到有关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后,组织成立了云南民族研究会;法国一家研究中心见到云南的《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》后,向有关部门提出要到云南实地调查;《中国少数民族》也被译成5种文字,在海外广泛传播。